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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g8只为非同凡响故宫兽像负载的文化与历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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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周乾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研究馆员,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生院、北京工业大学、北京交通大学硕士生导师。主要从事古建筑、馆藏文物科学保护研究。在国内外专业期刊、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120余篇。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、北京市博士后基金项目、故宫博物院基金项目等课题数项。承担并完成古建筑力学评估30余项。著有《紫禁城古建筑的结构艺术》等。

  故宫古建筑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,这种文化的重要体现方式之一,就是形态各异的瑞兽、异兽像,它们一方面负载了我国悠久的文化,另一方面也见证了故宫内发生的历史。

  在故宫御花园的北部、承光门内,有一对铜质跪象。跪象东、西各一,相向而跪。铜象高1.1米,长1.6米,宽0.8米,为明代铸造。铜象全身鎏金,有着大象的显要体型特征。其双目下视,长鼻收卷,极显虔诚;四足二前二后跪曲,似恭迎主人。(见图1)

  铜象的装束,具有浓厚的驯化特征。《大清会典》曾对宝象有如下描述:“络首、钩膺、膺悬朱缨铜铃各三,白革为鞯,绘金龙彩云,周为花文。”其中,“络首”即头部被套住;“钩膺”即颔及胸上有革带;“膺”为胸部;“缨”即璎珞,原为古代印度佛像颈间的一种装饰,寓意为“无量光明”;铜铃是佛教的重要器物,可避邪、化煞、保平安;“鞯”为象背上的垫子。御花园跪象的装束,与上述记载相近。

  象为现存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。亚洲象在我国大约有5000多年的历史,古人早就有关于大象的描述。三国时期吴国丹阳太守万震所著《南州异物志》,对大象的体型有如下描述:“象身倍数牛,而目不如豕。鼻长六七尺,大如臂;其所食物,皆以取之。”即象的体型比牛都大几倍,而眼睛比猪的眼睛还小,不管吃什么东西都要鼻子帮忙才能吃到嘴里。《清宫兽谱》又有记载:“象,产滇、粤、日南(今越南)及西域诸国。有苍、白二色,白色惟拂菻(今叙利亚)、大食(今阿拉伯国家)有之。肉兼十牛,目才若豕,四足如柱,无趾而有爪甲。长鼻下垂,能卷舒致用牙出两吻间,雄者长六七尺,蜕牙则自埋藏之。性久识,能浮水,又能别道之虚实,故导车用焉。说者谓其合于天象,盖瑶光(北斗七星之一)之精也”。

  自古以来,象因为气大力强,性情温和,安详端庄,具有“负重致远,行如丘徒”“形必端、履必深”等特点,所以经常被人们视为吉物。如《太平广记》记载:“上元中,华容县有象,入庄家中庭卧。其足下有搓,人为出之,象乃伏。令人骑入深山,以鼻扒土,得象牙数十以报之。”“安南有象,能默识人之是非曲直。其往来山中遇人相争有理者即过;负心者以鼻卷之,掷空中数丈,以牙接之,应时碎矣,莫敢竞者。”另外,大象在佛教中被尊为神兽。象的这些在传统文化中被赋予的品质,得到了封建王朝皇家的接纳。

  在故宫内,象自身令人望而生畏的体态巨力,ag8只为非同凡响!首先作为战斗力的一种象征,备受青睐。(见图2)

  从殷商到明清,有关象战的实例屡见史籍。《吕氏春秋·古乐篇》有:“商人服象,为虐东夷,周公以师逐之,至于江南。”马叙伦《吕氏春秋记》云:“商人以其先世驾牛马之具用之于象,故曰‘服象’。以象战,故曰‘为虐’。”这表明商人曾将大象用于战争。明代云南盛产大象,官军并置“驯象所”,这就为象战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军需保障。《明史·云南土司》中有关象战的记载每每可见,说明明代是我国象战的高峰期,大象充当战士,冲锋陷阵,保卫其主人及所统治的领域。象在战争中充当卫士的形象,亦被塑于紫禁城的御花园门内,加上其忠诚善良的品质,寓意护卫紫禁城的主人,即皇帝。

  大象造型除了彰显战力之外,还有强烈的礼仪指向。这一点在活体大象于故宫中扮演的角色方面体现得尤其明显。

  意大利人马可·波罗在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中提到:元朝在元旦日和白节送礼时,“皇帝的象队达五千头,全部披上用金银线绣成鸟兽图案的富丽堂皇的象衣一队一队摆队,每头象的背上,放着两个匣子,里面满满装着宫廷用的金属杯盘和其他器具。象队后面是骆驼队,同样载着各种各样必需的用具,当整个队伍排好之后,列队从皇帝陛下的面前经过,蔚为壮观。”这说明,元代已有使用大象于礼仪活动的情况。

  明代的紫禁城曾经饲养着一群大象,主要用于礼仪活动。据《明宫史》记载,明代的象房有两处,一在皇城东面,隶属御马监,“牙母象共九只,各居一房,缺则外象房补之”;另一处位于宣武门西城墙北,这里饲养的大象数量较多。根据明代沈德符的《万历野获编》记载:“象初至京,传闻先于射所演习,故谓之演象所。而锦衣卫自有驯象所,专管象奴及象只。特命锦衣指挥一员提督之,凡大朝会役象甚多,及驾辇驮宝皆用之,若常朝则止用六只耳。”

  到了清朝,从顺治元年(1644年)开始,即设置驯象所东、西二司,以驯养“皇帝卤簿”(仪仗)使用的仪象。《钦定大清会典事例》载:“乾隆十三年(1748年)定,驯象所民尉二百零二名,每月仍皆给银九钱伍分伍厘”;“十四年又定,喂象民尉缺,即以民尉所生之子补充”“民尉”。乾隆三十一年(1766年),驯象所有“校尉二百零六名”。这些活的大象,在举行皇帝登基、皇帝大婚等重大仪式时会以“卤簿”形象出现在紫禁城内显要位置(一般在午门南)。

  而御花园内的跪象造型,其装束与记载中的皇帝“法驾卤簿”中的宝象相似,所以我们通过这一对跪象立于御花园北门内的设定,也能够理解其蕴含的“接驾”礼仪寓意。

  除了威严和礼仪的功用之外,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吉祥、太平的象征,“象”与“祥”字谐音,故象被赋予了更多吉祥的寓意。如以象驮宝瓶(平),即寓意为“太平有象”。(见图3)

  在古代传说中,五帝之一的舜据说是中国历史上驯服野象从事耕田犁地的第一人,他死后陵墓前曾出现大象刨土、彩雀衔泥等所谓的瑞兆,这应该是“太平有象”的最早传说源头。此后,人们运用谐音、象征等手法,把“太平有象”用图画、雕刻等形式表达出来,寓意天下太平、五谷丰登。御花园中的跪象,其发音“象”与“祥”谐音、“跪”与“贵”谐音、“负”与“富”谐音,因而御花园的跪象又可以解读为“富贵吉祥”。《管子·牧民》有云:“民恶忧劳,我佚乐之;民恶贫贱,我富贵之。”《说文》中说:“吉,善也”;“祥,福也”。由此观之,御花园跪象的寓意吉祥,亦是封建王朝时代紫禁城中皇帝期盼国泰民安、江山稳固长久的心理反映。

  太和门前布置的一对铜狮,是故宫内体量最大的、同时也是我国现存体量最大的铜狮。铜狮非鎏金做法,且无款识,推测为明代铸造。太和门前铜狮的雕塑和铸造工艺极为精细,无论是铜狮的全身,还是铜座上的纹饰,都雕铸得非常精美,表面光洁无痕,应是采用古代失蜡法整体铸造而成。

  而且,与乾清门前的铜狮不同,太和门前铜狮的耳朵是竖起来的,似乎警惕闯入宫的不速之客。

  这对大型铜狮的头和身体是圆形,底座是方形,寓意“天圆地方”。每只铜狮子的高度,都达到2.4米,蹲坐在高0.6米的铜座之上,通高达3米。底座则是汉白玉须弥座。须弥座不仅体量庞大,而且在四个面上刻有行龙(上下枋位置),八达马(梵文,意为“莲花瓣”,位于上下枭),椀花绶带(束腰位置,寓意“江山万代,代代相传”),三幅云(圭角位置)等精美图案。

  这对铜狮有雌雄之分,并且具体功用不同,其中雄狮在东侧,头饰鬈鬃,颈悬响铃,两眼瞪视前方,其右足踏绣球,象征皇家权力和一统天下(见图4);雌狮在西侧,头略朝下,其左足抚幼狮,象征子嗣昌盛(见图5)。

  这一对铜狮,头顶螺旋卷毛(疙瘩烫)。关于这种“疙瘩烫”是有严格登记规定的。作为舶来品的狮子,其全身应该是毛发柔顺的。但是,摆在官府门前的狮子造型,其毛发却被“烫成了卷发”。实际上,这种狮子造像头上的“疙瘩”,是要用数目的多寡,来具体显示其主人地位的高低。在整套礼仪中,以13为最高,即一品宫衙门前的石狮头上要刻13个疙瘩,称为“十三太保”;一品官以下,每低一级,递减1个疙瘩;二品12个疙瘩,三品11个疙瘩,四品10个疙瘩,五、六品都是9个疙瘩,七品以下的官员府邸门前则不许摆放守门狮子了。不过这只是官员的序列设定,在紫禁城内,铜狮子身上的“疙瘩烫”数目是45个。这是因为,紫禁城要强调封建皇帝的“九五之尊”地位,铜狮的存在就在于护卫封建王权,那么它身上的疙瘩数量自然少不了。而九五之尊的9、5相乘,即为45,结果就是,太和门前铜狮身上的疙瘩数是45个。

  储秀宫作为故宫西六宫之一,位于西六宫的最北端、坤宁宫的西北角、长康右门的入口内。储秀宫面阔五间,前出廊,单檐歇山屋顶,建筑外观及体型较为低调。

  储秀宫是明清后妃的居住之处,而且为慈禧一生最为重要的居所。慈禧从清咸丰二年(1852年)五月初九入宫之初,一直到垂帘听政,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储秀宫。在这里,她度过了作为兰贵人、懿嫔、懿妃、懿贵妃的近十年时光。清咸丰十一年(1861年),慈禧发动辛酉政变后,与慈安太后移居长春宫。光绪十年(1884年),慈禧对储秀宫进行一番改造后,又搬回了储秀宫。我们今天看到的储秀宫,大部分为慈禧于光绪十年(1884年)改造后的建筑外观及陈设。

  储秀宫前有一对铜龙和铜鹿十分引人瞩目。尤其是这对铜鹿,这对铜鹿是清光绪九年(1883)铸造的,高1.6米,宽约0.3米,置于高0.22米的铜座上(见图6)。其有着高高的梅花形犄角,显示出一种丽人般的气质。其眼神柔顺,嘴唇微张,伫足静立,又给人以驯服、祥和之感。这对铜鹿立于储秀宫庭院外,渲染了储秀宫的建筑氛围,似乎表达着一种与众不同的情怀。关于当年慈禧太后设置它在此处的动机,一直是讨论的焦点之一。

  要分析动机,需要我们先回顾一下清光绪九年(1883年)前后,与慈禧密切相关的主要历史事实。概括起来,当时主要发生了三件大事:

  其一,慈禧移居储秀宫之事。清光绪十年(1884年),居住长春宫已十年的慈禧太后,为庆祝五十大寿,又搬回储秀宫,同时打破了之前乾隆皇帝定下的后世不得更移六宫陈设的祖制,耗费白银六十三万两,重修宫室。储秀宫院内游廊墙壁上的题词,就是当时大臣为慈禧太后祝寿的万寿无疆赋。那么在光绪九年(1883年),储秀宫应该处于修缮或者刚修缮完毕的状态。《宫女谈往录》中的宫女何荣儿认为,慈禧当时搬回储秀宫,是有自己谋划的:首先,慈禧十七岁入宫即住在储秀宫。她与咸丰皇帝的种种记忆都在储秀宫。其次,储秀宫又是慈禧在宫内的发迹之地。在这里,她生下了同治皇帝,地位由嫔荣升为妃,并进一步荣升为贵妃。

  其二,当时的慈禧肝病初愈。加拿大华裔学者邝兆江(LukeS.K.Kwong)在其由哈佛大学出版的英文著作《百日维新的碎片》(AMosaicoftheHundredDays)中,考证认为慈禧太后一直患有严重的肝病。而在光绪元年(1875年)美国驻北京公使馆发回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,也明确说:“数月以来,(慈禧)病得如此厉害,以至于街头百姓中每天都有人预期她会死掉,甚至有好几次谣传她已经死了。”直到光绪九年(1883年),慈禧身体才有所好转。

  其三,慈禧成功发动了“甲申易枢”。清光绪九年十一月至十一年二月(1883年12月至1885年4月),中法战争展开。由于奕及其主持下的军机处不想轻易开启战端,引发了当时朝臣交章弹劾。清光绪十年(1884年),适值清军在前线溃败,慈禧太后震怒,发动“甲申易枢”。她同醇亲王奕合作,以“委靡因循”的罪名,将以奕为首的军机大臣全部罢黜。同一天,她又颁发上谕,派奕劻、奕、世铎执掌军机处。然而新军机处的组成人员,在识见、威望、能力和人品上,与原军机处奕等人相比,相差甚远,其主要特点就是对太后唯命是从。所以,“甲申易枢”后,慈禧太后的权势进一步扩大,实际标志着她专权统治的确立。

  综观光绪九年发生在慈禧身上的大事,结合铜鹿在传统文化中的独特含义,我们在这里可以推测一下,当初慈禧下令在储秀宫前安放这对铜鹿的动机:

  其一,对男女爱情的记忆。鹿在古代是可以代表爱情的,古人嫁娶男方要送女方两张鹿皮作为聘礼,寓意迎娶美丽的姑娘。《通鉴外纪》载:“上古男女无别,太昊始设嫁娶,以俪皮为礼。”俪皮就是鹿皮,后人称夫妻为伉俪。《后汉书·鲍宣妻传》:“妻乃悉归侍御服饰,更著短布裳,与宣共挽鹿车归乡里。”“鹿车共挽”即代表夫妻同心,安贫乐道。另《后汉书·梁鸿传》有“鸿案鹿车”的故事,亦比喻夫妻之间相互尊重,相互体贴,同甘共苦之意。慈禧下令在其住所前安放铜鹿,不排除有这方面的寓意。

  其二,对养生的追慕。从汉代开始,古人即有“梅花鹿身百宝”之说。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中曾记载:“鹿之一身皆益人,或煮或蒸或脯,同酒食之良。大抵鹿乃仙兽,纯阳多寿之物,能通督脉,又食良草,故其肉、角有益无损。”清朝的皇室,对鹿茸、鹿肉、鹿血青睐有加。乾隆皇帝常食用鲜鹿肉烹饪的菜肴,以饱口福;咸丰帝曾命养鹿100余匹,每天都喝鹿血。而当时刚搬回储秀宫的慈禧,肝病初愈,每天清晨起床后,必喝几口用鹿茸片熬成的汤。

  清朝因为统治者大规模的狩猎,以及皇室对鹿茸、鹿肉、鹿血的大量需求,野生梅花鹿数量骤减。清光绪二十一年(1895年),慈禧太后还批准人工养鹿,随即在今西丰一带建造了“皇家鹿苑”。由此推测,慈禧下令在其住所前安放铜鹿,有追求延年益寿的动机。

  其三,展现其对权力的占有。鹿在古时是人们经常追逐捕猎的对象,因此很早就有天下逐鹿的象征意义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中说:“秦失其鹿,天下共逐之”,意即秦国失去了天下,天下的英雄豪杰都想得到它。魏徴在《述怀》诗中也提到:“中原初逐鹿,投笔事戎轩。”慈禧在清光绪十年(1884年)发动“甲申易枢”,明确反映出其对权力的强烈野心。慈禧一生3次垂帘听政,独自掌权48年,将王公大臣甚至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中。她力主将一对铜鹿立于自己寝宫之前,正能体现她对权力的这种向往。

  其四,对古代祥瑞文化的追求。在古代神话传说中,鹿是天上瑶光星散开时生成的瑞兽,常与神仙、仙鹤、灵芝、松柏神树在一起,出没于仙山之间,并负责保护仙草灵芝,向人间布福增寿等,属于送人安康、为人预兆祥瑞的瑞兽。《国语·周语上》有云:“得四白狼、四白鹿以归。”在这里,“白狼”“白鹿”均被视为祥瑞。《史记·孝武本纪》又有“其后,天子苑有白鹿,以其皮为币,以发瑞应,造白金焉”之事,就是记载了汉武帝时期将白鹿皮制成货币的规定,当时鹿皮一尺见方,值黄金一斤。鹿皮之所以这么贵,是因为白鹿是天降祥瑞,因此有应人君之德的含义。《宋书·符瑞志下》有记载:“天鹿者,纯灵之兽也。无色光耀洞明,王者德备则至”。这说明,鹿又是古人眼中开明君主治国昌盛祥和的象征。

  而且“鹿”与“禄”谐音。“禄”,说文解释为“福”,也指禄位、俸禄。《诗经·卷阿》有:“尔受命长矣,茀禄尔康矣”。天赐福禄,仁兽安康。鹿和蝙蝠在一起,寓意“福禄双全”。鹿形象现于官员居所中,以期“永享禄寿”。鹿鹤共同衔一棵灵芝仙草,寓示延年益寿、健康吉祥。慈禧所居储秀宫前的铜鹿,亦有上述祥瑞安康之意。

  总而言之,储秀宫前的这对铜鹿,不仅见证了清代的历史事件,而且体现出了慈禧对鹿的这种复杂的感情。值得注意的是,在慈禧死后,其陵寝里的陪葬品中,除了大量的金银财宝陪葬外,亦立了一对铜鹿。